一个人围观一群人
一个人围观一群人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好学生，就是在青春电影里，草草几帧剪辑就能概括的那种，镜头扫过我翻书的侧影，然后定在了主角挺拔的鼻梁上。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的成长，我也和所有人一样，要靠20年来完成。我学过奥数，身旁的男生边转笔边心算水要多久才能注满池子，我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对着答案倒推步骤。虽然最后拿了16分吧，可每次上课我都风雨无阻，草稿满满，也算对我爸妈有了交代。
我学过钢琴，学会了把闹钟拨快，把小说放在琴架上单手翻页，也学会了怎么在喝水上厕所的无限循环中打发时间，拖拖拉拉学了十年，考出十级，也算爸妈的钱没打水漂。
我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容易被眼泪和温情击中，一旦谁对我有期望，我就会尽力满足他的期待——说白了，就是为别人而活。
有次跟人闲聊，说其实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想钻在瓶瓶罐罐、线装古书里不出来。对方是个热血青年，抓着我的手说：“那你为什么不退学，离开这个敷衍的专业，去追求你的梦想？”我愣了一下，反问她：“你知道我跑进这个敷衍的专业，费了多大劲吗？”
是挺没劲的，我就像一个刚从老虎机里赢了两千块钱的新手，把钱攥在手里，不敢再蹚进一场新的赌局。握有很多资源的人可以随便挥霍，哪怕下错了高架口，都可以通过封锁路段来掉头;一无所有的人特别无畏，他们赤着脚随便变道，红绿灯也只是摆设;只有我们这种人，攒钱买了辆车，却开得战战兢兢，离栏杆近一点都怕车被刮花了。
所以我还是跟着大部队，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地走在据说指向平坦前程的道路上。
你们的黄金时代
上大学后我第一次回家，是搭舅舅的车回去的。舅妈坐在前面给我们剥橙子分鸭脖，大一点的妹妹梗着脖子跟他们冷战，小一点的坐在我膝盖上，兴高采烈地玩游戏。突然间，电台广播从电子合音的国外小众乐队切换到了崔健的《花房姑娘》。舅舅用手指轻轻敲击方向盘，随口说了句：“他一开始就在北大食堂里唱，学生埋头吃饭，也没什么人理他，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他再在大讲堂出现的时候，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多人。”我有点蒙了，舅舅一边按喇叭一边继续说：“我也跑到了北京去听，还顺便爬了长城。”
舅妈在旁边掐他胳膊：“是不是跟你们那个系花一起爬的？”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那张照片，当时还清瘦的舅舅戴着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牌子下，旁边是穿着长裙、长发披肩的系花。他搂着她，一脸的志得意满，和讲堂里那些年轻人一样热血、躁动，他们都觉得，理想会实现，姑娘也会有的。
我想我终于知道，外婆家抽屉里那些泛黄的苏联小说的读者是谁，那一摞不能再播放的旧磁带的主人是谁，甚至，那沓散落的诗稿的作者是谁。说吧，那段怀揣着文艺梦高唱要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旧时光，它们的失主是谁。
跟舅舅查证，他愣了一下，回头瞥了我一眼，说：“当时没人想进体制内或做生意，那时候谁都想当诗人，想学海子，学崔健，抱把吉他在女生楼下弹一天，给女孩子朗诵自己写的诗。放到现在，早就一盆冷水浇下来了。”我配合地大笑，他拐了个弯，在女儿“烦死啦，你们吵得我没法看动画片”的抗议声中，结束了这个短暂的话题，转而戴上耳机，听今明两天的股票走势。
如今，舅舅成了要刻意控制腰围的中年人，旁边是妻子，身后的女儿们埋头于微信和iPad，她们对崔健一无所知，而他也只是随口跟唱，刻意把尖锐的歌词唱得模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宽大的车厢变得拥挤，20年前那个浑身荷尔蒙、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青，和这个关心证券指数、楼盘广告的中产阶层代言人狭路相逢，他们两两相望，他们不曾相忘，他是他深埋地底的火山口，他是他喷薄过后的岩浆岩。
从你们的全世界路过
我喜欢观察人，因为这个世界最迷人的，就是人本身，人身上永远有故事。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寝室成员间都还不熟悉。为了活跃气氛，我提议说，讲一件自己做过的最出格的事。别人的故事都很精彩，甚至惊悚：有人翘掉了高考前的模拟考试;有人18岁生日那天跑去蹦极;有人深更半夜喝醉了，和男友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高唱《好汉歌》。收到最多好评的，是一个北京女孩的彪悍青春——她为了和韩国“欧巴”偶遇，恶补一个月韩语，同时做了好几份兼职，终于在高考完的第二天，搭上了飞往首尔的班机。她操着磕磕绊绊的韩语，居然也有惊无险地在异国待了一个月。在那个月里，她一边搜寻韩剧里出现过的梦幻场景，一边追踪韩星，留下了一堆胜利的合照。
但也有特别丧气的人。譬如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10月份就早早套上了高领毛衣的女生。她思索了好一会儿，摊开手说：“我没有。”室友们理所当然地嫌她装，还有人相互耳语，空气里捕捉到的关键词是“乡下人”“有心计”“复杂”。我坐在床上，两条腿晃荡在半空，想靠这无声的举动缓解一下尴尬气氛。那女生无从辩驳，只能低头沉默，有人用被子蒙住脑袋，闷闷地吐出一句“没劲，先睡了”，也有人转过身去，跟男友发短信，我猜那短信里，一定有对这场戛然而止的夜谈的吐槽。
我牵起嘴角朝那女生笑笑，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间。没想到她悄无声息地跟了出来，在我搓洗满手肥皂沫的时候，她轻轻地说：“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我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愣了愣，只能用那些轻飘飘的话来宽慰她，我说不要紧的，大家就是说着玩，我说以后慢慢熟了就好了，我说你别放在心上，早点睡吧。
可我爬上床后，翻来覆去，脑子里却满是水流的哗哗声，还有那句底气不足的“这是第一个，我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们高喊着“不要生存，只要生活”，可她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了全力。
第二天我跟那个北京女孩一道吃早饭，排队买鸡蛋灌饼时，我吞吞吐吐地说，要不以后对那个农村姑娘好一些，她毕竟生活的环境封闭，经历单薄，到了上海多少有些不适应。北京女孩正盘算着要加培根还是热狗，她翻了个白眼：“她怎么就苦了？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我从高二起，就没用过他们的钱。我的生活费、学费，都是自己打工挣来的。可是你看，我有成天摆出一副苦瓜脸吗？”刹那间我不知道该答什么。
我想，我大概没有权利或能力去评判这两种人生。我能做的，是用眼睛记录这一瞬，我相信这些记录会像popstar游戏那样，层层相叠，霎时消除，然后就能蹦出全新的世界来。
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原因。有时世界像田径跑道，有人致力于奔跑，有人就想晃荡到终点，我则是那个拿着相机的人。我迷恋曲径通幽的人性，和它偶尔泄露出来的那点秘密。我迷恋那些人性中的不光彩和不服输，那些表演欲和控制欲，那些拆台和成全，伟大和委屈。我想，记录本身，就意味着质疑和反抗，就意味着从“心灵鸡汤”的勺子里跳出来，从描绘的甜腻未来中跳出来，跳到这个五毒俱全却又清澈见底的世界里。
我们就这样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只是有时，我说有时，我会低头分辨泥潭里的足印，从陷下去的码数里，猜中世界随手赠予的一点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