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迷茫看医派

有的中国医史家说，在宋、元以前，中国医学没有什么派别可言。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如果从医学理论上讲，确有可能到了宋、元以后，中医才各立门户，并依门户的分别，形成不同的宗派，但若从中医医术上看，医之派别恐怕先秦时代就已经相当明显了。根据在什么地方?根据之一，在医疗方法。《曲礼》中讲到“三世之医”，“三世”是个时间概念，但还包括不同医术的承传。那时主要是三种医术，即孔颖达《曲礼注疏》中所说的：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既有分别，想来势必也各有宗传，这不能不看作是中医最早的分门立派。根据之二，在地域性医人及医事活动。此点最有意义。像后来历史上产生的人文领域的各种流派往往都有赖于地域特征一样，中医的地域特点从一开始就很鲜明。有关史籍中记录的秦医、齐医、赵医等等，既标明了当时一些著名医人如医缓、医和、扁鹊的籍贯和他们从事医事活动的地区、范围，同时也意味着各“国”的医术彼此之间的差异。如同鲁有孔儒之学，楚、宋有老、庄道学，“诸子百家”学术之异与自然环境有极大关联一样，在医学上，一地的医术亦受到一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这种制约和影响对医术的形成还是决定性的。盖医术直接应用于人的日常生活，由于水土、气候、饮食等条件因地而异，不同地区的人受病原因和病症也多有不同，自然治疗疾病采用的医术也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和风格。秦有秦的医术，赵有赵的医术，齐有齐的医术，无论其人数是多是少，力量是强是弱，但医术各有地方派系则似无疑义。可以说，这种地域性的划分，代表了初期中国医学流派最富有特质的形态。

从上面两点，先秦时代的中医派别，其在学理上当是经验式的，也就是说，不论三世之医还是地域之医，其立“派”的依据，都来源于直接的医疗经验。因为以医术之异而形成的医派，是离不开经验的结合和承传的。说到底，先秦时代的医学，本来就建立在朴实的医术经验上，并不讲究有多少“学”，这亦是“医在民间”时期固有的特色。民间医学的传布方式，离不开“经验”二字，民间医学的经验体系总是先于知识体系存在，并发挥它的先行作用的。假如我们忽略中医流派在先秦时代产生和运作的可能性，那完全是因为对中医的民间性质不甚了了的缘故。但接下来，似乎也发生了问题。自先秦以后，中国医学的发展好像总是维持着一个不变的局面，这是否受到中医的民间性和经验性的限制?其间经过汉、唐两代，名医大家如张仲景、孙思邈也曾出了好几个，但流派却谈不上，原因是否在于中医缺乏必要的知识体系，或者建立中医知识体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尽管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孙思邈的《千金方》，但是人们还是囿于经验型思维，还不能从知识体系的意义上，创造医学之“学”。如此，必要等到宋代，才打破僵局，使中国医学从经验时代跨入超验性的医学原理研究时代，独成为汉、唐以后的中医之学。

不过，要问为什么医学理论在宋代会勃兴起来，那还得从宋代的整个学术空气着眼。宋代理学的大昌，带来了学术思想和风格的大转捩，过去那种仅仅局限于人伦日用之间的学问，被言心言性的“本体论”所代替，而上升到了一种“宇宙观”的精求微思，“格物致知”之下，“因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不但表现出理学的明达体用、本末兼赅的品格，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到“天即理”的哲学思维层次。显而易见，正是理学从根本上影响和推进了宋代医学理论。“格物致知”的理学功夫，促使医学在推本求源、探讨人的生命原理方面得到了本原性的深入认识，而性理之道又引导着医学在“乾元一气”的运气学说上走向道家哲学的分析。宋代医学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具体观点，都是理学渗透下的产物，可以说没有宋代的理学，也就没有宋代新兴的中医之学。了解了以上理学与宋代医学的关系，也就能知道，宋、元医派的产生，其实大大依赖于宋代理学的学术背景，它们的性质，是—种摆脱了经验限制的理论流派。当然，促进宋、元医派形成，还有其他—些外部条件，比如宋代私人书院讲学风气所带来的门户之分，势必也影响到医之门户。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种影响。另外还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书籍的广泛流通，使知识传播变得容易，这也有利于医学理论的交流。《中国医学史》中讲论北宋医学理论运气学说的发明与宋、元间医之寒凉派与养阴派的关系，还算比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