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医以活人为心

张贵才　安徽省黄山市卫生局

古新安(徽州）是集儒学之大成的程朱理学(程颐、程颢和朱熹)的祖居地，世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程朱理学对古徽州的社会、文化及各阶层人士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自宋以来，社会崇尚儒学，儒家学说深入人心。故新安人为官者多理学名臣，为士者多硕儒，为商者多儒商，为医者多儒医。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新安地域出现了900多位医家和通医者，自宋以来尤其在明清时期，形成了中医界业绩卓著的一个医家群体，不仅以800多部医著推进了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而且以杰出的儒医风范，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医学医理医术，对儒学进行创新性思考等，至今给人们以深刻的教益。

孔孟儒学倡导“仁者爱人”，要求人“正心诚意”。在儒学思想熏陶下的新安医家，大多能对“医业”有深刻的认识。早在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新安名医歙县人张杲就在其《医说》卷十中说到：“医以救人为心，医者当自念，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无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明代正德、万历年间新安祁门名医徐春圃(1520-1596)，从小习儒，由儒而医。基于其对儒学的深刻理解，徐春圃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仁术”。因此，他在习医过程中，博览医书，精通内、妇、儿科，存心济世，不求于利。明·嘉靖四十三年（1563），徐春圃就任京师太医院吏目，日日求诊者接踵于门，即便皇宫达贵也不能随到随诊。他治学严谨，广征博采，毕生研素，精勤不倦，对上自轩岐《灵素》，下及汉、唐、金、元以来的近400种古典医籍进行认真的校正，编撰成《古今医统》100卷，其中有自撰的《历代圣贤名医姓氏》、《内经要旨》、《妇科心镜》等医书12部，还著有《医学未然金鉴》、《医学入门捷径六书》等医书。明·隆庆二年(1565)，徐春圃为了使“医仁术”能得到不断提高，更好地“活人”，在京师首倡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医学民间学术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医会有苏、浙、皖、湖、闽等地46位医家（其中新安籍医家21位）参与其中，共同研讨中医医理。医会的宗旨就是“穷探《内经》四子之奥，精益求精”，特别要求“深戒徇利谋利之弊”，会友之间应“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在这种“医以活人为心”儒学理念的指导下，新安医家总是以病人为上，以病人为本。另有明·弘治、嘉靖间歙县名医江瓘(1503-1565)，提出作为医生，第一是救人如救火，或救人甚于救火，“凡来请召，急去无迟”，而且要不避风雨。第二是“勿问贵贱，匆择贫富，专以救人为心”。江瓘生于儒商之家由儒而医，潜心研习中医文献，用了20年的时间，编成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名医类案》十二卷。

正是由于新安医家大多都把治病救人看作是行仁义做好事，故而许多医家一般都不把医业作为赚钱发财的职业，而是本着儒家行仁济世的理念，让百姓广泛掌握对付病魔的方法，成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至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歙县名医吴昆，为了学得救治百姓病痛的医术，竟先后在三吴、浙、鄂、赵之间，遍访中医名家，拜师“不减七十二师”。他行医于安徽宣城、当涂一带，活人甚众，撰写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二十四卷等许多部医著，其《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注释医方的名著，影响深远并在朝鲜、日本等国刊行。更有明代新安名医汪机（公元1463-1540年），号石山，受父所告诫的“过去范仲淹立志，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启发，致力于攻读医学诸书，不拘泥于一格，精研历代名家学验，借力儒学功底，复参以哲理，潜心研究，故“遐迩以疾来请者无虚日”，以致“求者甚众，所应益博，活人至数万”。成为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吴县张颐、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明史·方技传》）。因此时人有言：“病之见石山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弱者得援而登巅，危者得扶持而安”，足见时人对新安医家的推崇。

坚持“医以活人为心”的新安儒医也大多能做到“不受为廉，不污为洁”，不以医病赚取不利之财。总是悉心看病，不计诊费，为穷人治病，不取分文。有的还在家中设施药室给病人无偿施药，当邑中疫病流行时，又以大锅煎药，沿家发放，救治了许多乡亲百姓。他们大多淡泊名利，拒绝朝廷的封官而悬壶乡里为百姓治病。新安医家坚持“医以活人为心”，在大灾难面前能以百姓苍生为念，表现出儒学“天下为公”的济世胸怀，在古新安的医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